我叫王秀娥，今年62歲。老李，就是我那口子李建國，中風後半邊身子不得勁，伺候他成了我睜眼就得乾的頭等大事。今兒個幫他擦洗完，看著窗戶外頭，縣城的小廣場上，那些跟我差不多年紀的老姊妹們，穿著花花綠綠的衣裳，跟著那震天響的音樂扭得正歡。我扶著窗框，心裡頭突然就泛上來一股說不清的滋味。

 

伺候了他一輩子，年輕時不敢說，中年時沒空說，到現在老了，孩子們也都成家立業了，我才敢把這些在心裡頭壓得快長出苔蘚的話，拿出來晾晾。有些話，再不說，怕是真要帶進棺材裡去了。

 

 

（一）

我不是這縣市土生土長的人。我生在城裡，長在城裡，17歲那年，熱血沸騰地響應號召，一頭栽進了上山下鄉的洪流。我們那個知青點，就在一眼望不到頭的黃土高坡上，風是硬的，水是苦的，吃的窩頭能把嗓子眼拉出血口子。

李建國那時候是村裡的生產隊長，跟我們這些細皮嫩肉的城裡娃不一樣，他就像是從那黃土地裡長出來的一棵樹，根扎得深，身板挺得直。他話不多，黑紅的臉上總是繃著，但心眼不壞。我們這些知青工作不行，他看在眼裡，嘴上不說，卻總會悄悄地把最鈍的鐮刀換給我，在我挑著水桶在半坡上晃悠的時候，他會從後面趕上來，默不作聲地接過擔子，一口氣挑到知青點的水缸裡。

 

那年頭，男女之間沒那麼多花腸子，誰對你好，你就跟小雞啄米一樣，一粒一粒都記在心裡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得了重感冒，發高燒燒得滿嘴胡話。是李建國，深更半夜，頂著能把人吹透的北風，用他那寬厚的後背，把我一步一步背了十幾里山路，送到了公社衛生院。我醒過來的時候，天剛濛濛亮，就看見他趴在床邊睡著了，眼睛熬得像兔子，手裡還緊緊握著一個不知從哪裡弄來的、給我煮的雞蛋。

 

77年，恢復高考的消息像一顆炸雷，在我們那個死水的知青點炸開了鍋。我從小學習就好，做夢都想穿著的確良襯衫，坐在寬敞明亮的大學教室裡。但就在我借來課本，沒日沒夜地複習時，李建國找到了我。他沒說啥大道理，就站在我跟前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，從口袋裡掏了半天，掏出兩個還冒著熱氣的烤紅薯，悶著頭，聲音低得像蚊子哼哼：“秀娥，你別走了，留下來……我，我會對你好一輩子。”

我看著他那雙因為常年干活而佈滿老繭和裂口的大手，再看看眼前這片埋葬了我青春，也給了我一口飯吃的黃土地，心裡頭那點回城的念想，就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，飄走了。我信了他那句“對你好一輩子”，為了這個承諾，我把大學夢連同我的城市戶口，都親手埋在了那片黃土地上。那時候的我以為，嫁給一個對自己好的男人，就是女人這輩子最好的歸宿。

 

（二）

改革開放的春風吹來，政策鬆脫了。建國託了七大姑八大姨的關係，我們一家子終於“鯉魚跳龍門”，進了城。他在一個機關單位找了個開車的工作，我則進了當時效益最好的國營紡織廠，當了一名紡織女工。

城裡的生活，遠比想像中磨人。我們住在單位分的筒子樓裡，長長的走廊兩邊都是人家，一到飯點，油煙、吵鬧聲、小孩的哭聲混成一鍋粥。建國進了單位，學會了看人臉色，也學會了喝酒應酬，脾氣一天比一天大，在外頭受了氣，回家就把我當成了出氣筒。他那句口頭禪就是：“你一個婦道人家懂什麼！頭髮長見識短！”

 

我在紡織廠是三班倒，車間的噪音震得人耳朵嗡嗡響，空氣裡永遠飄著棉絮。下了夜班，我累得骨頭架子都快散了，還得回家為他和公婆做飯洗衣。兒子小軍、女兒小琴相繼出生，我的日子就更像上緊了發條的陀螺，一刻也停不下來。我最怕的就是小孩半夜生病，我一個人抱著孩子深一腳淺一腳地往醫院跑，寒風刮在臉上像刀子割。建國呢？他總說他第二天要上班，不能耽誤工作，翻個身就又睡熟了。

我不是沒怨過。可一看到他偶爾從懷裡掏出幾塊皺巴巴的水果糖，笨拙地塞到孩子嘴裡時，那副想要討好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，我又心軟了。我總安慰自己，男人嘛，都是這樣，主外，不懂家裡的雞毛蒜皮，心是好的就好。

 

（三）

90年代，廠子效益一天不如一天，說倒閉就倒了。我成了第一批下崗工人，那年我才40出頭。拿著那點微薄的遣散費，我站在廠門口，看著鏽跡斑斑的大門，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。

建國那時候已經是單位車隊的小頭頭了，正是春風得意，把「面子」看得比天還大的時候。他知道我下崗，第一句話不是安慰，而是皺著眉頭警告我：“家裡也不是揭不開鍋，你可別出去拋頭露面給我丟人！”

可是家裡哪兒都要錢啊！孩子上學要錢，人情往來要錢，我不能坐吃山空。我瞞著他，跟鄰居一個下崗的姊妹，每天半夜三點就起床做茶葉蛋和豆漿，推著一輛破三輪車到街口去賣。冬天，天不亮就出門，那風跟刀子似的，手腳凍得像胡蘿蔔，又紅又腫。有一次，一個喝醉酒的客人找茬，把我的鍋子都掀了，滾燙的豆漿灑了一地。我蹲在地上，一邊收拾一邊哭，心裡又冷又怕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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